白色情人節

　　昨天凌晨，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周鼎發表《自白書》，抨擊高校科研教學體制的種種弊病。他說：“一個相信講好一門課比寫好一篇論文更重要的人，今夜死去了。”
　　《自白書》引爆網絡，網友紛紛轉發、評論；贊成者稱其為“鬥士”，有年輕學生感到了悲壯，說在重感冒之下讀完《自白書》，哭了個稀里嘩啦。而質疑者質疑其動機：周鼎是不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？這個質疑直指要害。“悲壯”、“鬥士”等具有崇高感的稱謂和形象，都有可能被這個質疑所瓦解；《自白書》不過是一個吃不到葡萄者的自怨自憐而已。
　　“酸葡萄”，不是一個單一的命題，裡面其實包括了幾個小問題：一，周鼎本人的“葡萄”酸不酸？二、周鼎持有什麼樣的“葡萄觀”？三，葡萄不酸者固然有底氣可以說葡萄酸；摘取葡萄能力稍差者，有沒有資格說葡萄酸？
　　《自白書》所引出的種種關於周鼎的介紹表明，周鼎本人的“葡萄”並不酸，憑他技術能力，順應目前高校的教學和科研體制，順應高校對教師的評價體系，獲得相應的利益，並不困難。《錢江晚報》記者對其的採訪，也證明瞭這一點（見今日本報A16版）。如果說周鼎個人的葡萄有點酸，不是酸在不能，而是酸在不屑——他不願意順應或者說屈從所在高校現行體制和評價體系，正是自身的痛切感受，他才如此強烈地希望現狀能有所改變。為什麼有人看不到這一點，而只盯住周鼎個人的葡萄酸不酸？是否是因為：這些質疑者的個人詞典里，只有“不能”，沒有“不屑”？
　　如果周獲得葡萄的能力比較弱，個人的葡萄確實比較酸，他是否有資格說葡萄酸，即批評高校的弊端？批評是否恰當，有兩種標準：一個是事實與邏輯的標準，只要符合事實，批評得有道理，就是對的或好的批評；還有一種標準：“人微言輕”，“言”的重量，“言”得對不對，由言者的身份、地位決定。很多人喜歡用後一種標準。
　　其實，周鼎《自白書》里關於高校現狀的文字，此前很多人都披露、批評過；只不過周鼎的批評方式比較特別，更多感性的成分，因此反響也比較強烈。這麼多人說了都沒有用，周鼎再說一次，會有用嗎？說“葡萄酸”，葡萄就會甜起來嗎？大聲說這個葡萄是酸的，是因為有人覺得甜得很，一點都不酸，尤其是決策者認為不酸，就不會去改良，所以，大聲喊是必要的。如果喊了也沒有用呢？喊就只對喊的人有意義：我喊過了，我努力過了，我對得起自己了。喊出來，人就不那麼憋得慌了，這也是一種“用處”。
　　當然，“喊”可能給自己帶來壞處，帶來壓力和損失。喊葡萄酸，說不定最後連酸葡萄都吃不著了。這就是有人喊而有人不喊的原因。其實不喊也有不喊的代價。任何一種選擇，或者說人生，都是有代價的，不存在沒有代價的人生；區別隻是，不同的人，願意付出不同的代價罷了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周鼎的“葡萄”到底酸不酸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