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凌晨,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周鼎發表《自白書》,抨擊高校科研教學體制的種種弊病。他說:“一個相信講好一門課比寫好一篇論文更重要的人,今夜死去了。”
  《自白書》引爆網絡,網友紛紛轉發、評論;贊成者稱其為“鬥士”,有年輕學生感到了悲壯,說在重感冒之下讀完《自白書》,哭了個稀里嘩啦。而質疑者質疑其動機:周鼎是不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?這個質疑直指要害。“悲壯”、“鬥士”等具有崇高感的稱謂和形象,都有可能被這個質疑所瓦解;《自白書》不過是一個吃不到葡萄者的自怨自憐而已。
  “酸葡萄”,不是一個單一的命題,裡面其實包括了幾個小問題:一,周鼎本人的“葡萄”酸不酸?二、周鼎持有什麼樣的“葡萄觀”?三,葡萄不酸者固然有底氣可以說葡萄酸;摘取葡萄能力稍差者,有沒有資格說葡萄酸?
  《自白書》所引出的種種關於周鼎的介紹表明,周鼎本人的“葡萄”並不酸,憑他技術能力,順應目前高校的教學和科研體制,順應高校對教師的評價體系,獲得相應的利益,並不困難。《錢江晚報》記者對其的採訪,也證明瞭這一點(見今日本報A16版)。如果說周鼎個人的葡萄有點酸,不是酸在不能,而是酸在不屑——他不願意順應或者說屈從所在高校現行體制和評價體系,正是自身的痛切感受,他才如此強烈地希望現狀能有所改變。為什麼有人看不到這一點,而只盯住周鼎個人的葡萄酸不酸?是否是因為:這些質疑者的個人詞典里,只有“不能”,沒有“不屑”?
  如果周獲得葡萄的能力比較弱,個人的葡萄確實比較酸,他是否有資格說葡萄酸,即批評高校的弊端?批評是否恰當,有兩種標準:一個是事實與邏輯的標準,只要符合事實,批評得有道理,就是對的或好的批評;還有一種標準:“人微言輕”,“言”的重量,“言”得對不對,由言者的身份、地位決定。很多人喜歡用後一種標準。
  其實,周鼎《自白書》里關於高校現狀的文字,此前很多人都披露、批評過;只不過周鼎的批評方式比較特別,更多感性的成分,因此反響也比較強烈。這麼多人說了都沒有用,周鼎再說一次,會有用嗎?說“葡萄酸”,葡萄就會甜起來嗎?大聲說這個葡萄是酸的,是因為有人覺得甜得很,一點都不酸,尤其是決策者認為不酸,就不會去改良,所以,大聲喊是必要的。如果喊了也沒有用呢?喊就只對喊的人有意義:我喊過了,我努力過了,我對得起自己了。喊出來,人就不那麼憋得慌了,這也是一種“用處”。
  當然,“喊”可能給自己帶來壞處,帶來壓力和損失。喊葡萄酸,說不定最後連酸葡萄都吃不著了。這就是有人喊而有人不喊的原因。其實不喊也有不喊的代價。任何一種選擇,或者說人生,都是有代價的,不存在沒有代價的人生;區別隻是,不同的人,願意付出不同的代價罷了。
  (原標題:周鼎的“葡萄”到底酸不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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